由於疫情的緣故，羅學姊沒有辦法返回台灣，因此是以電話的方式與學姊進行聯繫，雖然如此，也沒能阻止我們相談甚歡。學姊畢業後便前往美國發展，先於衛生單位工作一段時間，後來則開始在藥廠擔任銷售的業務。也曾於美國教授東方禮儀，讓西方人較能瞭解東方的文化、思維、表達方式，減去溝通時可能產生的隔閡與誤解，現已退休，前些年也曾回到生命科學系向學弟妹分享關於中西方禮儀之問題。若日後有機會與須要，也非常樂意返回母校向學弟妹分享相關話題，與其人生經歷與趣事。

羅學姊與其班級(1970年畢業班)曾集體捐助興建理工學院新實驗大樓的「扈伯爾實驗室」。學姊說，Father Huber先從奧地利遠赴重洋到河南傳教，經歷千辛萬苦，來到輔仁大學，近乎終其一生都在並非家鄉的土壤，奉獻給與自己不同種族、膚色、語言的人們，那樣的精神十分令人尊敬，更是值得被效仿與學習的。況且羅學姊從小就被父親教育要「對不如自己幸運的人更好」，若能力許可，就該從各個方面幫助須要幫助的人，就像學姐的父親當年時常幫助苦於子女繳交學費日近，卻湊不出費用的同事們，畢竟一時急難困頓任誰都可能有之，豈能任人於水火不顧？也因此學姊便經年累月的於每個月拿出100美金協助母校與生命科學系。學姊說，Father Huber那才是真正的偉大，而我們不過是付出自己可能之力，做出回饋與分享，都是不足道的。

而至今1970年畢業班依然保持著很好的感情，曾有好長一段時間每年籌辦班刊，讓分散於海內外的同學瞭解相互的近況與分享生活中的樂事，即便現在沒有了。但仍時常用電話或新興通訊軟體進行聯繫，例如分享屋前小院的花花草草、瓜果蔬菜成長的情形與栽種的方法，或是定居於南、北加州的同學，就相約個日子，在住於最中間同學的住所見面、閒談。也有好幾個同學住所不過在六、七哩內，即便有任何困難，不消說也自然而然會來幫忙。

對學弟妹的勉勵與建議，羅學姊認為必須具備「獨立思考」的能力，而非全然相信，或一味盲從。在大學期間除了讀書，也必須學會做事情。學校給予我們的是「如何學習」，至於工作則是要「運用學習到的知識」，並持續學習、保持精進，不然不進則退，容易被社會與時代潮流淘汰。